在中国境内，凡名山大川、大的都市，少不了佛教寺庙，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。
佛教是外来宗教，能在中国广泛流行，得力于三方面的共同努力。
第一方面就是历代帝王的大力支持。梁武帝萧衍（464～549）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帝王之一。
萧衍是狂热的佛教信徒，三次舍身寺院，每次都花费巨资赎回，作秀的成分更大一些，虔诚是谈不上的。
萧衍作伪的本领一点不比王莽差。表面上戒酒戒肉，严格遵守戒律。像一位素朴的老僧。可实际上对百姓的剥削一点也不手软，亳无一点仁慈之心。
萧衍把搜括来的财富大笔大笔用来建寺造像、举办斋会、讲经说法。南方佛教寺庙的数量远超北方。
萧衍本身就是一个文人出生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从小受正宗儒学教育，年轻时对天师道颇感兴趣。直到中年才改信佛教。
萧衍一生经历丰富，对儒、道、佛学均有研究，结合自身实践，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论。
萧衍的三教同源说是把儒、道融合到佛教中去，强化佛祖的独尊地位，把老子、孔子视为佛祖的弟子。这一观念被唐朝的韩愈大批特批，视为歪门邪说。韩愈矫枉过正，必要灭佛灭道，独尊儒学。宋朝的程朱推出理学，把佛道融于儒学，完成了三教合一。
三教共存共荣的结果，使三教再无创新能力，也失去了各自特性，慢慢地走向末路。
第二方面就是历代高僧的贡献。
佛教在东汉末年就已传入。到东晋时期，北方已有相当基础。
东晋著名高僧慧远在恒山拜道安为师，苦攻《般若经》。学成之后，南下庐山，创东林寺，隐修三十多年，声名远播，成为南方佛教领袖，对佛教在南方的传播贡献巨大。
慧远是净土宗创始人。
慧远与西域名僧鸠摩罗什（344～413）是同时代的人。鸠摩罗什被后秦视为国师，是北方的佛教领袖。
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大师，其译的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是三论宗的基本教义。
其译的《法华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、《中论》成为智顗和尚（538～597）创立天台宗的基本教义。
其译的《金刚经》是禅宗的基本教义。
禅宗创始人慧能（638～713）是唐朝高僧。拜弘忍为师，得其真传。南下曹溪宝林寺，开讲佛法三十年。其顿悟成佛说，大大降低佛教修行的难度，使普通大众都看到了希望，在民间的传播度更高了。
禅宗后世传播最广，其始祖是达摩祖师。分为南北两宗。北宗神秀（约606～706），南宗慧能。
真谛（499～569）是天竺高僧，被萧衍礼请译经，主要译经有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唯识论》等。
玄奘（600～664）是唐朝高僧。《西游记》中唐僧的原型。入印度拜戒贤为师，学成归国，带回大量佛典。专心译经19年，成果丰硕。其译的《瑜伽师地论》、《成唯识论》成为瑜伽宗（法相唯识宗、慈恩宗）的基本教典。玄奘也成为瑜伽宗的开派祖师。
不空（705～774）也是唐朝高僧。与善无畏（637～735）、金刚智（669～741）并称“开元三大士”，共同创立密宗。其译的《金刚顶经》成为密宗的基本教义。
除此之外，创立华严宗的贤首国师、创立律宗的道宣和尚也是知名高僧。
第三个方面就是佛教理论博大精深、日益中国化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在民间拥有广泛的基础。
佛教认定活着就是“苦”，要学会忍耐。死就是解脱，才能到达彼岸（极乐世界），“涅槃”再生。
佛学重善，讲因果报应，极合中国普通大众的口味。
佛学在中国的传播，对中国各方面的提高起了有益的作用。
佛学是联络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的桥梁。是南北朝、隋唐时期主流思想之一。
佛学对文学的渗透也无处不在。古代大文豪中对佛学格外偏爱的不在少数。北宋的苏轼、唐朝的柳宗元、刘禹锡等。
还有不少僧人工于诗词，同文人交游甚密。诗僧寒山子颇有名气，其中有些诗句非常生动有趣。
茅栋野人居，门前车马疏。
林幽偏聚鸟，溪阔本藏鱼。
家中何所有，唯有一床书。
终日不得闲，为此心凄怆。
朝朝不见日，岁岁不知春。
游戏不觉暮，屡见狂风起。
死了万事休，谁人承后嗣？
佛教的中国化，使其日益中庸化、化繁为简，更具有可操作性。日益平民化。
